在七天七夜的血腥杀戮中，朱棣依旧暴怒未曾平息。这场暴风骤雨般的清算，只因为一个读书人坚决不肯低头，不肯妥协，拒绝为一场篡位的政权书写诏书。有人可能会觉得，写个诏书不过是举手之劳，难道这就能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？然而，朱棣所要的，不仅仅是一张简单的诏书，而是这位读书人的“臣服”，而方孝孺的拒绝，直接带来了“灭十族”的惨剧。
这件事的根源要追溯到1402年的建文四年，那时，明朝的南京城正陷入动荡之中。朱棣率领着浩荡的几十万大军，突破了南京的防线，推翻了建文帝的政权。此时，宫廷内外充满了刀光剑影，权臣们纷纷低头称臣，唯独方孝孺站在了所有人之上。他不仅是建文帝的亲信，更是儒学的典范，深受文人敬仰。然而，他的倔强和坚持，在这场变局中成为了不容忍的“刺痛”。
方孝孺一生坚持儒家思想，他看透了这场“靖难之役”的真相，认为这根本不是什么“靖难”，而是一次明显的叛乱。朱棣打算即位后，要求方孝孺代为起草一篇登基诏书，但方孝孺心如铁石，他并没有屈服。在朱棣面前，他冷静地写下了四个字：“燕贼篡位”。这四字直接戳破了朱棣的伪装，没有丝毫的妥协，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历史真相的坚守。朱棣震怒，命人将他立即投入大牢，这位“笔杆子”便从一名权臣的忠臣，成了朝廷的头号敌人。
展开剩余76%三日后，方孝孺的死刑执行了。这一次，并非只是一个人的死亡，而是整个家族的毁灭。方孝孺被凌迟剐杀，身首分离，刑期长达一炷香。每一刀下去，他都没有屈服，没有求饶，他那坚硬的背影成为了死后最震撼的象征。然而，这只是开始。朱棣的怒火没有消退，他下令对方孝孺的“十族”展开彻底清算，这一次，不仅是家族亲属，还包括他的学生和门生的门生，甚至他们的亲朋好友，都不能幸免。
“诛十族”这一命令，远超“诛九族”的范围。南京的街头巷尾，到处弥漫着肃杀的气息，方孝孺的直系亲属在短短几日内就被逐一处死。男丁多数被当场斩首，妇女则被送往浣衣局为奴，甚至未成年人也没有逃脱命运。此次株连的总人数超过八百人之多，其中许多人并没有直接参与“叛乱”，但他们的罪行只是与方孝孺有过一丝关系。
然而，这场清算并未止步于此。方孝孺的学生，特别是那些深受他教诲的文人，也成为了扫荡的对象。南京的国子监、应天府学、江南书院等地的学子纷纷被捕，整座城市弥漫着恐怖气息。特别令人痛心的是，廖镛兄弟案的发生。他们是方孝孺的忠实门生，在方孝孺死后，为了悼念这位伟大的老师，偷偷地将方的遗体埋葬在聚宝门外的山岗上。结果，这一行为被锦衣卫察觉，兄弟二人被抓捕并凌迟致死，其家族也被发配边疆。方孝孺的死，成为了整个社会的恐怖标本，最终演变为一场“人命网”的无尽追杀。
朱棣的举措，无非是要用铁腕手段打压所有敢于发声的读书人，让他们从此不敢再反抗权力。即使在“靖难”胜利后，朱棣取得了天下，文官群体却再也没有一个敢于直言上谏的声音。方孝孺的死亡，彻底消除了当时士人的气节和尊严，也埋下了文化复兴的种子。
尽管方孝孺一生的努力未能改变他死后的命运，但他对江南文化的影响却没有终结。方孝孺的故乡浙江宁海，成为了他思想和文化的发源地，许多方门弟子在南京、苏浙一带散布开来，虽未全被株连，但大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。然而，这些人并未放弃，他们隐于书院，默默传抄着方孝孺的文集《逊志斋集》，这部书成了后世学者重新认识方孝孺的唯一渠道。
明代中期，江南文风逐渐形成了以“正气”为核心的文化氛围。文人们将方孝孺与文天祥、陆秀夫并列，称为“江南三忠”，他的家族殉难事迹也被载入《江南义士录》，成为后代的崇敬对象。方孝孺的纪念祠堂在南京、杭州、绍兴等地逐渐建立，南京钟山北麓的“方忠文祠”便是最早的纪念地之一。时至清代，方孝孺被誉为“浩然正气”的象征，甚至在清代的《四库全书》里，他的辞章被高度评价：“文辞纵横，精神凛然，有东坡之风，龙川之骨”。
直至今天，方孝孺不仅仅是历史人物，他的刚正风骨与忠诚已成为了今天教育和道德建设的重要源泉。尽管他一人死去，十族皆灭，但这份文化的传承和精神，依旧指引着后代走向更为光明的未来。方孝孺的死，既是个人的悲剧，也是时代的悲剧，但更是文化抗争与复兴的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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